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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內容

    尋求新模式是中國發展的必然

    2010-1-27 14:16  作者: 北京東方博融公司董事長 蘇文忠 瀏覽: 10460

     

    在新中國建國前的三十年,中國在尋求走什么發展道路;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中國在嘗試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至今的三十年,中國在探索如何走市場經濟道路。當前,是過去三十年的結束,是下一個三十年的開端。中國在走向興盛之際,需要突破現有的模式,尋求新的發展之路。

    以文化為先導

    大國的復興,需要有強勢的文化,文化決定國家的發展高度。
    文化的崛起要看文化本身有無生命力。文化生命力的核心標志是看能多大程度上解放人類的身心,能多大程度上支撐社會的公平和制度的公正。中國歷史上當所處朝代的社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社會公平時,則民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所以出現大漢雄風、盛唐風采、康乾之治;反之社會文化被貪得無厭、權謀野心、壓迫無度、腐化成風所主導時,則千夫所指、民怨沸騰,必然出現社會動蕩,戰亂頻仍,民不聊生。這不得不讓人重新衡量文化建設的地位和份量。
    先進文化的建設不僅需要對本民族文化的整理和創新,還需要超越國界,超越種族,克服狹隘的國家和民族思想,站在世界發展進步的高度,去研究和總結人類的文明成果。優先發展先進的思想和文化,大力推動國際思想文化交流,以軟實力帶動硬實力。在不斷地繼承中發展,在不斷地發展中創新。
    西方的強國在崛起過程中,基本上是遵循著在繼承發展本國文化的基礎上來壯大國力,如英國的憲政改革、日本明治維新。但要看到西方所高舉的民主和平等的文化,雖然使自身發展迅速,但那是建立在對別人不民主的前提下,是建立在對他國不平等的基礎上。為了搶占資源,爭奪市場,可以軍事入侵,經濟訛詐,內部侵蝕,外部遏制。倡導人權自由,卻摻雜著以自我為中心的偏執。加上功利主義泛濫,實用主義橫行。致使國際秩序動蕩不安,摩擦不斷,環境惡化,戰亂不停。
    世界大師級的著名歷史學家,英國的湯恩比博士和日本的池田大作共同預測:二十一世紀要繼續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亂,就必須弘揚中華文化。孔孟的忠孝仁義、克己至誠。大乘佛法的智悲雙運、萬物平等。他們認為 “這應該作為世界性的理論去理解。”中國要發展先進的文化,那就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對一切文化的精髓謙虛學習,認真繼承。二十一世紀若真的是中國的世紀,那一定不是因為中國的軍事武備,錢多財厚,國大人多,一定是靠深遠的智慧和開闊的心胸,是靠堅實的責任和先進的文明。

    以發展高科技為突破口

    大國的復興,需要先進的科技支撐,科技決定國家的發展水平。
    2008年至今的全球經濟危機,致使大批民營企業倒閉,這凸現了中國因多年缺乏高科技創新而造成的產業結構脆弱。因缺乏足夠的在國際上有競爭力核心技術,使得中國企業在世界經濟的分配格局中處于低端的不利局面。這種被動局面與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直接相關。科技部部長徐冠華指出,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在49個國家中,居于28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透過嚴峻的事實可以看到,科技創新能力的不足已成為我國進一步發展的瓶頸,中國的發展必須以發展高科技為突破口。
    科技的成長,創新的進步,需要富有活力的文化土壤和推崇創新的社會氛圍。創新的文化一旦和現實的需求相結合,再加上配套的政策制度,便會涌現出蓬勃的生命力。美國今日科技的領先地位是其內在文化的自然延伸。同樣中國要形成自己的創新文化,需要摒棄原有文化中對創新精神存在著無形的壓抑和束縛的部分,融合鼓勵探索創新的文化元素,讓原創意識和探索精神具備堅實的文化根基。
    科技創新需要完善的配套制度和充足的資金投入。科技創新需要風險投資、債券市場、收購市場、知識產權、法律訴訟等配套的政策制度和金融體系來支持。金融體系為高科技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高科技的成果又為金融體系帶來高額的利潤。但中國的科技創新體系尚不健全,相關配套政策落實效果還欠理想。比如在科技評估和獎勵方面,在靠拼湊甚至抄襲就能拿學位、評職稱的情況下,必然是少有人去費盡心血搞原創,原創精神必然會被挫傷。加之研發經費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較大,有限的經費利用率還很有限,科技創新能力很難提升。
    科技的發展離不開一流的人才隊伍。中國的人才的總體規模超過六千萬,但有實力的高新技術人才匱乏,能引導科研領域發展的戰略型科學家更是寥寥無幾。如何以完善的科技體制,培養好人,留好人,用好人是支撐科技進步的重要條件。同時,科技創新的主體結構也有待調整。中國的創新項目近百分五十是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在高科技創新項目的研發方向上很難完全具備精確的判斷。直接面向市場面向需求的企業,才更具備對高科技創新方向研判和把握的條件。因此,突出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是提高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的必然條件。
    創意的文化,完善的制度,充足的投入,豐富的人才是獲取高科技成就的重要條件。能為人類貢獻更多的高科技成就,不僅是中國發展的必然途徑,也是為在發展中體現人文精神,在奉獻中體現終極關懷,在創新中體現智慧文明。

    把握全球化進程,堅定國際化道路

    大國的復興,需要開放的格局,開放的程度決定國家的發展空間。
    在國際化分工越來越明細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難以在自給自足中實現,中國更是如此。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面臨著能源、資源、環境等多方面的嚴重制約,中國需要在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同時,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加大推進國際化的力度。隨著經濟持續的增長,能源對外的依存度越發加深。中國能源的緊張局面會逐步凸顯。因此,深化國際化的戰略協作,加強能源開發的合作利用,事關我國的發展的穩定性、持續性和安全性。持續30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投資的逐年擴大催生的過剩產能,僅靠國內市場是消化不了的。積極開發海外的市場成了必然途徑。在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過程中,國際化經營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成功經驗就是打開國門,在資金、技術、資源和市場等諸多方面展開廣泛的國際合作。中國在提高自身綜合國力的同時,積極參與全球合作,不斷提升我國的國家競爭能力,積極參與全球化和國際化進程。沒有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就沒有中國發展的土壤和環境。所以堅持和深化同世界各國的合作,促進世界經濟的平穩發展,既是我們發展的目的,也是我們發展的途徑。
    全球化是一個復雜過程,發展到一定時期有可能出現暫時停頓甚至局部倒退。中國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堅持正確的國際化方向。一方面要積極推進,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盲目冒進。認真研究全球化的規律和影響它的各種因素,謹慎甄別機遇和風險,控制好自身國際化的步伐和節奏。
    國際化不僅是產品、技術等領域的國際化,同時也是一個大國的道義責任的國際化。中國要擔當好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有必要超越站在一國之得失的慣性思維。樹立全球化的視野,培養服務世界的胸襟,承擔適當的國際責任。拿出解人之困的胸懷,救人之危的魄力,忘我奉獻的氣度。沒有哪個國家視會文明為威脅,沒有哪個國家會與友善作敵對。道義責任的國際化不僅減少的是中國發展的阻力,同時利于建設和平共處,共謀發展的良性國際秩序。

    尋求新模式是中國發展的必然選擇

    大國的復興,需要完善的發展模式,發展模式決定國家的發展潛力。
    中國在經歷了三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后,環境污染,資源銳減,社會矛盾等一系列問題的大量涌現,這些突出問題,僅從局部層面做出有限的調整,已然難解發展模式本身的根本癥結。此次全球經濟危機中所暴露出的問題,已是對過去30年經濟增長模式敲響的警鐘。
    我國目前的發展模式是以外延擴大再生產為主,以片面追求GDP增長為目的,以犧牲環境和消耗大量的資源和能源為代價,以生產科技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產品為支撐,低水平、大規模開發建設的增長方式。而這背后帶來的是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能源緊張,管理水平不高,貧富差距擴大,浪費嚴重等諸多隱患。這些障礙已經嚴重阻礙和約束著我們的發展,已有的發展模式中已難以有大的突破。
    原有的發展模式對資源的消耗巨大,對環境的破壞驚人,并產生大量社會問題。近來赤峰的水污染,陜西鳳翔的兒童體內含鉛量超標等事件便是鮮明的體現。GDP標準基于的前提是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此片面的對GDP增長率的追求,造成自然資源的迅速耗竭和生態環境的急劇污染。中國荒漠化土地占國土面積的18%,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的38%。經濟成就的背后留下的是河山一片狼藉,大地滿目瘡痍。環境問題對我國進一步發展已經構成很大的危脅。
    以GDP為各級政府的任務和考核指標,使整個社會的資源都在圍繞GDP服務,是造成短視、浪費、環境破壞和嚴重社會問題的主要根源。“拆是GDP,建還是GDP”,為了GDP而人為要擴大投資、不少地方為了政績,為了投資而大勢拆建,加上大量的重復建設,造成大量耕地被商業建設永久吞占。國家的健康發展需要以新技術,新制度,來衍生新的經濟增長點,走積累財富,適度消費,平衡發展的穩健道路。不能僅看GDP的增長數字,不能讓GDP成為充滿霸氣的話語權,不能讓GDP成為蔓延于社會的浮躁心態,更不能讓GDP成為少數官員手中置換政治資本的便利工具。
    發展經濟的同時,我們更應看重環境效益、社會效益、社會公平、社會保障,后者關系到社會的持續發展、人民的權益福祉、國家的長治久安。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更要保證社會公正,控制貧富差距,消除二元結構,解決三農問題。不能讓全國人民辛勤的付出換來的建設成果,僅僅惠及一小部分地區,富起一小部分人。這不僅有違讓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改革初衷,更背離了以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立國之本。
    因此必須以理性、全面、平衡的原則作為新發展模式的指導核心。改變以GDP為中心目標的發展思想。緊緊圍繞國家健康發展,人類文明進步、人民快樂健康的中心目標,提倡生產節約,生活節儉,減少能源和資源的使用,加大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發力度,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加快完成產業升級和產品升級。國家又快又好、可持續的發展才具備堅實的現實基礎。

    農民問題的解決關系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力和穩定的社會結構

    大國的復興,需要穩定的社會結構作支撐,穩定的社會結構決定國家的發展根基。 中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經濟率先出現了復蘇,國內生產總值在二季度已達7.1%的主位水平。除了充裕的外匯儲備和高效的運行制度外,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擁有從市場、生產、消費以及投資等方面巨大的發展空間。中國的農業問題、土地使用效率問題、農村建設問題,農民的生產力開發和生活水平提升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既是艱巨的發展任務,也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巨大潛力。并將成為中國經濟下一階段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
    新中國建立以來農民的政治地位有了歷史性的突破,改革開放更是讓農民踏上了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但實事求是的講,農民的生存狀況至今仍不能令人滿意,依舊是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在緊箍咒般的戶籍制度和二元經濟制度下發展艱難。目前城鄉收入比已經從1978年的2.47:1,擴大到了2008年的3.36:1。如果再考慮城公共財政的投入,和城鄉物質文化生活的條件差異,有關方面推算,這個數字應在8:1左右。懸殊的貧富差距直接威脅的是穩定的社會結構。
    在改革建設取得相當成就之后,農村所分享的改革成果與自身做出的貢獻并不成比例。這嚴重壓抑了農民的潛力,抑制了農村的活力。農村的地域廣博,人口眾多,潛力巨大。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妥善解決農村問題,不僅可以有效解決國內過剩的產能問題,而且是解決社會穩定建設不可逾越的核心問題。此外農村的基礎建設、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需要大量的投入,激發農村市場的活力,可以形成支撐中國經濟穩步發展的可靠動力。
    這需要加快“農業四化”的建設進程。即土地集約化、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和農民職業化。土地集約化是基礎。農業產業化是加快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途徑。農村的城鎮化是制度上的保障。農民職業化是發展的要求。國家要制定政策鼓勵大農場的開發建設,重點是發展農村規模化經濟,逐步把農村巨大的潛在市場轉化為現實市場。實現農業、工業、商業、技術、金融一體化。這既符合地方實際,又符合國家發展特色農業經濟的總要求。對社會結構的穩定,對國家的長治久安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小 結

    中國的發展需要戰勝前進途中的重重障礙。文化需要重整,科技需要創新,格局需要定位,制度需要革新,社會結構需要理順。中國要成為世界進步的中堅,需要對自身問題的勇敢直面,對發展方向的果斷抉擇。需要中國在文化、科技、發展模式等層面為世界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中國已站在了新的歷史轉折點,面臨著新的考驗和挑戰。以前尚可以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則要求我們撐起風帆渡海。文化(culture)、高科技(high technology)、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新模式(new model)、農業(agriculture)五個詞的英文首字母組成的是英文中國China。先進文化為航標,高新科技為船槳,開放格局為風帆,新發展模式為航道,穩定的社會結構為船體,一流的國民為船手。在崇高目標指引下踏上征程,在歷史使命召喚下揚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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